運動觀察，9月2日
權力主導運動決策的影響展現
示威者目前要面對的是來自政權和警隊在肢體及制度兩方面暴力的升級。
在肢體暴力方面，警隊目前採用區域性、阻嚇性搜捕的策略，企圖透過增加示威者的人身安全及法律成本來壓低參與人數。加上運動在行動派主導後失去和理非保護傘，導致在往後活動中參與人數有可能降低，並被宣傳為運動冷卻。
在制度暴力方面，針對罷工罷課，政權以其影響力發動體制內外機關對參與者進行清算和殺雞儆猴。在香港這個生活成本極高的城市，可以預期這種經濟層面的施壓和恫嚇將會非常有效。
在肢體與制度暴力雙雙升級的情況下，任何活動不論罷工罷課或遊行衝擊，一旦缺乏詳細安排和足夠動員，包括交通、場地、安全、法律等等安排，均會對參與者群體造成巨大消耗，這些消耗可以是精力、金錢、時間、人身安全、法律責任等。而在上述情況下，任何激進化、零碎化的行動都會將參與者暴露於巨大的肢體或制度暴力危險之下。
在過程中出現了權力主導運動的壞影響。一方面激進派希望升級行動，但另一方面相當多參與者未能支撐、支援超過群眾承受程度的高強度、高密度活動，群體的損耗嚴重極待休整，導致活動效果和參與人數未達預期。這會產生三方面的影響，第一是損害群體士氣影響運動生命力；第二是因為活動效果與期望產生落差，導致示威者內部不同群體之間產生隙縫，甚至互相委過於人；第三是因為活動效果不佳，有可能令行動派希望以更激進行為喚起關注，從而出現不必要的傷亡和衝突。
出路
對於上述潛在危機，我有兩個建議，第一是組織活動的方向，應該在未尋找到下一個突破點前回歸和平理性，重新以理性公義作為運動決策的依歸，這可以最大程度上在保持運動生命力的同時，減低參與者暴露於政權的肢體和制度暴力之下。而當中最大的難處，我相信有兩點，第一是安撫群體內的敵我情緒，第二是制衡行動派，以盡量避免和平示威中出現衝突場面，重新找回溫和激進平衡的局面。
第二點是因應運動變成拉鋸戰，活動的強度和密度應該因應降低，暫停遍地開花的策略，並透過積極動員和細心安排減少參與者每次出席活動的可能成本。
最後有兩點想提，首先不應該覺得到這一刻民意已完全歸邊所以放棄，事實上由六月至八月上旬，民意一直在改變，說明了民意始終是動態的。對民意take it for granted的傲慢會帶來惡果。
其次是一個質疑，在組織激進行動時，隱密性的重要不言而喻，但在保密的同時，卻又會因為保密性而導致行動天生不容許有大量參與者，但參與人數不足將會令參與者更大程度暴力於肢體和制度暴力之下。相反，如果大量發布行動訊息，又會被警隊截獲。上述的缺陷我相信是令近期多次激進活動中，參與者陷入攻不進，逃不掉的困境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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